古代女人谁受过宫刑（古代女子也有宫刑）

　　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。人们不但知道这部史书，还知道司马先生是在受了宫刑后忍辱把它写完的，更知道其受刑是因为替李陵辩解惹怒了汉武帝刘彻所致。人们之所以知道，一是司马光总撰的《资治通鉴》这么记载，《通鉴》问世，被一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史书的权威，流播面相当广；二是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如是说，《报任安书》写得沉痛哀惋，动人心弦，被收入清人编的《古文观止》后，读者更多，影响更大。

　　但是，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接触《史记》并读了有关司马迁的资料后，我总对他受宫刑的原因产生怀疑。我觉得，司马迁和其父，都是汉武帝的近臣，关系亲密。刘彻的巡游、封禅、制历活动，他们父子多是参与者，极受皇恩。其父司马谈写《史记》，是奉旨而为，事未竟而嘱托子继其业，也是取得刘彻同意的。若皇帝不同意，司马谈是无权授儿子太史令这样的官的。且接父手续写《史记》，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，也是“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”。李陵降番刘彻固然震怒，但绝对不至于因为他只说了几句为陵辩解的话就施之以腐刑。还有，《报任安书》中，他说皇帝之所以如此重地处分自己，是因名为替太陵辩解实为“沮贰师”（诬陷贰师将军李广利），这也很值得推敲。贰师将军李广利虽是刘彻宠姬李夫人的哥哥，但他和李陵的征匈奴是两路人马，各不关联；李广利出兵在公元前99年的5月，李陵出兵在9月，前后相差4个月。况且，李广利虽然兵败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开初他旗开得胜，“击右贤王于天山，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”，只是在回军时因“乏食数日”才被围困的。尽管如此，由于部将赵充国杀出一条血路，大军亦随之突围。可以说李广利的失败是虽败犹荣的，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，怎么也不可能是“沮贰师”。那么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汉武帝对司马迁下此毒手呢？我虽然觉得另有真实原因却又找不到证据，也就只好把疑问存于心底了。

　　人常说：踏破铁靴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因要查阅其他资料而翻阅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不经意间却在《王肃传》里得到一条十分重要的资料：“（魏）明帝问王肃曰：‘司马迁以受刑之故，内怀隐切，著《史记》非贬孝武，令人切齿。’肃对曰：‘司马迁记事，不虚美，不隐恶。刘向、扬雄服其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，谓之实录。汉武帝闻其述《史记》，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，于是大怒，削而投之。于今两纪有录无书。后遭李陵事，遂下迁蚕室（处宫刑的监狱）。以为隐切在孝武，而不在于史迁也。’”三国上距西汉不远，应该说《三国志》的记载是可信的。王肃说的汉武帝“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，于是大怒，削而投之”，是问题的关键。为什么刘彻大怒？就是因为那二纪里写了他父亲和自己所做的错事、坏事。所谓“削而投之”，西汉前期纸还没有发明，书就是竹简或木简，削是把简上的字削去，投是扔掉。能大怒到把写父亲和自己的简削了字扔去，说明刘彻对司马迁的写法是多么的愤恨了。这么一来，“后经李陵事，遂下迁蚕室”，就十分好理解了。说明汉武帝要严处司马迁，李陵事只不过是个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他的书“非贬孝武”。由于发现了《三国志》这么一段记载，我便打开《史记》核对。说来惭愧，我虽接触此书50年，却没有通读过，只是挑一些列传看看。这次重新翻开，发现它里边的《孝武本纪第十二》，除过开头“孝武皇帝者，孝景中子也”一段外，其余全是抄自《封禅书》，这就权威地说明，司马迁当年所写的《今上本纪》，确实被刘彻“削而投之”了。另外，此章题目真实反映了它是后人搞的填充物。司马迁给刘彻写纪时，皇上健在，而所谓“孝武皇帝”是死后所封的庙号，司马先生给活着的皇帝写纪，怎么能知道他死后的庙号叫孝武？由于坐实了司马迁受宫刑的真正原因，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这才敢于作结论说，司马迁的遭腐刑，表面宣布的罪行是为李陵辩护和“沮贰师”，真正的原因是写了汉武帝做的错事、坏事，宣布的罪行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，犹如民间流传的顺口溜那样，“说有罪，就有罪，没有罪也是有罪，一搜寻到处都是罪”。欲加其罪，何患无词！赞同1| 评论